投资家 / 成长
1936年生于德裔美国家庭，2026年4月去世。在富兰克林邓普顿主持新兴市场股票投资逾30年，被誉为"新兴市场投资之父"。坚持每年亲赴40多个国家实地调研，从根本上改写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散投资常识，是前沿市场的先驱者。
你能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什么
莫比乌斯的新兴市场投资哲学为考虑国际分散投资的个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框架。在全球化投资渠道日益丰富的今天，不仅可以配置发达市场指数基金，还可以考虑对新兴市场的追加配置。莫比乌斯践行的"亲赴现场"的态度，即便个人投资者难以亲自走访，也可以转化为对投资目标国和企业追求一手信息的求知欲。例如在投资印度或越南个股时，不仅关注GDP增长率，还深入了解当地消费趋势和监管环境——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缩小信息差的武器。此外，将政治动荡和货币危机视为买入时机的逆向投资纪律，是应对新兴市场特有波动性的精神支柱。莫比乌斯强调的治理意识也与近年ESG投资潮流高度吻合，为追求回报与风险管理兼顾的当代投资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触动心灵的话语
在他人悲观抛售时买入，在他人狂热买入时卖出，需要最大的勇气，也会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To buy when others are despondently selling and to sell when others are avidly buying requires the greatest fortitude and pays the greatest ultimate rewards.
亲自走访企业和所在国家是无可替代的。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personally visiting companies and their countries.
投资的最佳时机是你有钱的时候。卖出的最佳时机是你需要钱的时候。
The best time to invest is when you have money. The best time to sell is when you need money.
如果你不愿意忍受痛苦，就无法获得收益。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endure pain, you cannot get the gain.
生平与成就
马克·莫比乌斯是颠覆了以发达国家市场为重心的国际投资常识、为全球投资者打开新兴市场这片广阔投资疆域的先驱者。他在富兰克林邓普顿旗下领导邓普顿新兴市场基金组逾30年，将曾被视为"不适合投资"的地区引入机构投资者的视野，这一功绩构成了国际金融史上的重要篇章。
1936年8月生于德裔美国家庭的莫比乌斯，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传播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政治学与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跨学科的学历背景，成为他日后解读投资目的国政治风险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武器。经历学术界和咨询行业后，1980年代加入约翰·邓普顿领导的邓普顿投资公司，成为其职业生涯的决定性转折点。邓普顿提出"最悲观之处蕴藏最大机遇"的国际价值投资理念，为莫比乌斯的新兴市场投资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7年就任邓普顿新兴市场基金负责人后，莫比乌斯以新兴市场为主战场活跃了30余年。当时巴西、印度、土耳其、韩国等市场对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而言是未知领域，流动性低、政治风险大、信息不对称构成了巨大的准入壁垒。莫比乌斯的差异化要素在于彻底的实地调研。他常年走访40多个国家，亲自视察工厂和管理层，这种"用脚丈量"的风格与坐在办公桌前研究的同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手提箱走遍全球的投资者"——莫比乌斯的这一形象本身就成了新兴市场投资的代名词。
莫比乌斯的投资哲学可归纳为三大支柱。第一，注重自下而上的企业分析，不过度依赖宏观经济预测。第二，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中反而蕴含被低估的机会——这种逆向投资姿态。第三，积极参与改善被投企业公司治理的主动型一面。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的市场中，当其他投资者纷纷撤离时他反而加仓，据称长期获得了丰厚回报。这种在危机中果敢行动的姿态，正是对恩师邓普顿教诲的忠实践行。
2018年离开富兰克林邓普顿后，年逾80的莫比乌斯创立了莫比乌斯资本合伙公司，推动以ESG因素为核心的新兴市场投资。在技术进步推动新兴市场企业治理透明度提升的背景下，将ESG与新兴市场投资相结合的尝试堪称他职业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他还通过大量著作和媒体出镜致力于新兴市场投资的普及，著作《利润护照》作为新兴市场投资的实务指南被广泛阅读。
2026年4月以89岁高龄辞世的莫比乌斯留下的遗产，是将新兴市场提升到投资主流地位这一结构性变革。曾被视为边缘的市场如今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半数以上，发达国家投资组合中理所当然地配置着新兴市场ETF——这一切正建立在莫比乌斯的远见和行动所开辟的道路之上。
专家视角
在投资者类型中，莫比乌斯作为实质性确立新兴市场投资这一大类的人物而占据独特地位。他继承了恩师邓普顿的国际价值投资哲学，并将前沿从发达市场大幅扩展到新兴市场，这是其独创性的核心。注重自下而上企业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手法，与索罗斯和达里奥的宏观驱动型方法截然不同，同时也可以说是将巴菲特式的财务分析延伸到了国际舞台。风险偏好偏积极，以接受政治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为代价追求高回报。晚年转向ESG投资，也标志着新兴市场投资走向成熟的一次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