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 classical
亚当·斯密
英国 1723-06-01 ~ 1790-07-17
“经济学之父”，以《国富论》系统化市场“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作者，将共情能力论述为道德与市场秩序的基础
超越重商主义，开创古典派经济学的启蒙时代知识巨人
1723年生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兼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主著《国富论》（1776年）系统化了分工与市场机制的自律性秩序，从根本上颠覆了重商主义的常识。另一主著《道德情操论》将人类的共情能力论述为道德的基础，阐明了利己心与共情这两种力量构建社会秩序的结构，是启蒙时代的巨人。
你能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什么
斯密的思想为现代经济决策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显示分散式市场机制比中央集权计划更为高效，但同时斯密所警告的垄断和共谋问题，正以巨型科技企业市场支配的形式在当代再现。投资者在评估企业竞争优势时，需要识别其优势是否与消费者利益兼容、是否蕴含监管风险。第二，斯密的分工论是现代全球供应链的理论基础，主张各国专注于比较优势的利益，但疫情和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供应链断裂暴露了过度专业化的脆弱性。第三，《道德情操论》的共情理论是ESG投资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思想先驱。追求利益与社会责任并非二律背反，从长期来看，基于共情的信任才是持续经济活动的基础。
触动心灵的话语
科学是抵御狂热与迷信之毒的伟大解药。
The first thing taught in all institutions where the art of spending money is the only art taught, is to spend money.
每个人既无意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促进了多少……他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本意的目的。
Every individual...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一个大多数成员贫穷而悲惨的社会，绝不可能真正繁荣幸福。
No society can surely be flourishing and happy, of which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members are poor and miserable.
穷人真正的悲剧在于其志向��贫乏。
The real tragedy of the poor is the poverty of their aspirations.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善意，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科学是狂热与迷信之毒的最佳解药。
Science is the great antidote to the poison of enthusiasm and superstition.
生平与成就
亚当·斯密以“经济学之父”广为人知，但其知识营为的本质在于道德哲学。利己的个人为何能相互协作并创造整个社会的繁荣？斯密从伦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对这一根本性追问尝试了系统性回答。
1723年，斯密生于苏格兰东海岸港城科科迪，父亲是海关官员，在他出生后不久便辞世，他在母亲玛格丽特的悉心庇护下成长。母子情深，斯密终生未婚，与母亲共同生活直至1784年母亲离世。自幼年起便好奇心旺盛，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受到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讲义的感召。哈奇森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论述了人类的道德感觉，成为斯密思想的出发点。此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对僵化的教育体制深感失望，6年时间几乎都以自学博览古典文献度过。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在《国富论》中犀利批判大学教育低效性的原体验。
回到苏格兰的斯密，从1748年起在爱丁堡进行文学和法学的公开讲义，提升了在知识人社会中的评价。1751年出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翌年转任道德哲学教授。这一时期他与哲学家大卫·休谟结下了深厚友谊，就经验论哲学和因果关系的本质展开了知识对话。斯密后来回顾这段格拉斯哥时代，称其为“人生中最幸福、最荣耀的时期”。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将人类能够将自己置于他人立场想象感情的“共情（sympathy）”能力论述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在欧洲知识人社会获得高度评价。
1764年，斯密辞去大学职务，担任苏格兰贵族亨利·斯科特的家庭教师，在法国和瑞士游学约3年。在巴黎与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和杜尔哥交流，受到经济以自然法则循环这一构想的巨大启发。尤其是魁奈的“经济表”，据悉给斯密提供了将整体经济把握为一个循环体系的视角。归国后，他隐居故乡科科迪，耗费10年的岁月，1776年将主著《诸国民的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公之于众。
《国富论》展示的最大洞察有两点。其一是分工带来生产率的飞跃性提升，开篇制针工厂的比喻成为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比喻之一。其二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通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发现——斯密将此表述为“看不见的手”。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斯密绝非市场万能论者。他指出分工的深化有荒废劳动者知识和精神能力的危险，阐述了公共教育的必要性。他还反复警告商人们联合抬价的倾向，显示了对垄断的强烈忧虑。
斯密思想体系中最大的独创性，在于道德哲学与经济分析的有机整合。《道德情操论》的共情理论与《国富论》的自利论乍看似乎矛盾，后世称之为“亚当·斯密问题”，但两者实为照射人类行为不同侧面的互补关系。在市场上追求私利，正是在道德共情培育的信任与公正这一社会基础之上才能健康发挥作用的。
1778年出任苏格兰关税委员的斯密，过着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家却从事关税行政实务的悖论式晚年。1790年，在辞世前数日，他命令友人焚毁了大部分未刊草稿，以最后的完美主义矜持，在无法实现关于“法律与统治的一般原理”著书构想的遗憾中走完了一生，享年67岁。
专家视角
斯密是经济学史上处于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派经济学转换节点的人物。他受到魁奈重农主义的影响，却超越农业偏重，构建了包含制造业和商业的综合财富理论。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后续古典派经济学家以斯密体系为出发点，马克思也批判性地继承了《国富论》的劳动价值说。在信赖市场机制这一点上他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先驱，在警惕市场失灵这一点上又包含着凯恩斯式干预论的萌芽，是极为多面的思想家。
